了“意在筆前”的創作思想。更為引人關注的是她提出一個至今有人還弄不清的問題，即“善鑒者不寫，善寫者不鑒”的觀點，說明了書法創作和書法鑒賞有其各自的特點和規律，往往并不能兼而善之，對后人產生了重要影響。她提出的一系列書法美學概念，如“用筆”、“師古”、“執筆”、“骨”、“肉”、“筋”、“墨豬”、“意在筆前”、“意在筆后”、“善鑒”、“善書”等等。這都說明《筆陣圖》已具有體系性的高度。(《書法美學資料選注》16—17頁)

　　從今草到狂草

　　今草是一種在繼承章草的基礎上，適應隸書向楷、行書體發展趨勢和形體上的變化，進一步省減了章草的點畫波磔，成為更加自由便略的草體。我國最早的今草大師，是東漢的張芝。他敢于創新，省略章草的繁難之處，在運筆上使用了流利的筆鋒，顯示出奮逸的力量，打破了章草的常規，從而創造了“今草”這種書法體。今草行筆自然，剛柔相濟，疏密相宜，后世將張芝列為“草圣”。“書圣”王羲之也說自己的草書不如張芝。但是如果說“一筆書”只是指單字的筆畫相連，是張芝所創造的，尚說得過去，如果說“一筆書”是指字與字之間的相連，即狂草是張芝所創造的，就缺乏足夠的根據和基礎了。因此書法史上多數人說“一筆書”即狂草是王羲之之子王獻之所創是可信的。筆畫連綿回繞，文字之間有聯綴，書寫簡約方便，只有在王羲之的傳承下，才可能完善和發展起來。唐代張懷璀《書斷》載：“(王)獻之嘗對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頓異真體，今窮偽略之理，極草蹤之致，不若藁行之間，于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體。”更加縱放的“狂草”為“今草”的發展，我想，確立王羲之、王獻之為今草發展到狂草的完善者更為科學。王獻之曾勸其父“改體”，但其父并未聽從，主要還是因為王羲之的精

　　力還在今草和其他書體的完善中，而最終“改體”落在了自己的肩上，世稱“破體”。今草起始于張芝，發展、完善于王羲之;狂草起始于王羲之(在王羲之的十七帖中有二字相連已較為普遍，還出現了三字相連、甚至四字相連的情況，但整體來說還是以字字獨立為主)，發展、完善于王獻之，張懷瑾在《書斷》中說得很清楚：“字之體勢，一筆而成，偶有不連，而血脈不斷，及其連者，氣候通其隔行。惟王子敬明其深詣，故行首之字，往往繼前行之末。”為之后的張旭、懷素、米芾等大家的狂草打下了基礎。看來這是比較符合書體的發展規律的。

　　為什么說從今草到狂草是書體發展史上的一次飛躍呢?因為今草主要還是指以獨體字為中心的筆畫變化，它是為了在隸書出現之后，進一步簡便化，逐漸去除剩余的形象因素(隸書的蠶頭燕尾和章草的燕尾)而形成的最為純凈、抽象的線條漢字藝術;而狂草卻突破了獨字體的自在領域.而進入字字相連的章法領域，使書法進入一個讓多數人望而卻步而又夢寐以求的最為璀璨的書法王國，這樣的書法境界千百年來也只有數人而已。

　　真正意義上的今草奠基者應該是王羲之(張芝的最大成就是章草，是今草的開啟者)，因為今草如果沒有其他書體，如篆書、隸書和楷書作為基礎，真正意義上的今草是不可能形成的，因為它需要筆法的全面運用。張懷瑾在《書議》中有這樣一段文字：“然荊山之下，玉石參差，或價賤同于瓦礫，或價貴重于連城，其八分即二王之石也。”《書斷》講道：“蔡邕飛白，得華艷飄蕩之極。字之逸越，不復過此二途。邇后羲之、獻之，并造其極……”[宋]朱長文《墨池編·十八書體》記載：“龍爪篆者，晉右將軍王羲之曾游天臺，還至會稽，值風月清照，夕止蘭亭，吟詠之末，題柱作一飛字，有龍爪之形焉。遂稱龍爪書。其勢若龍蹙虎振，拔劍張弩。”這里講的“龍爪書”是指用篆書體寫成的游戲筆墨，王羲之曾自述學書的經歷：“余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比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下，見鐘繇、梁鵠書;又之洛下，見蔡邕《石經》，又于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岳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耳。羲之遂改本師，仍于眾碑學習焉。”可見王羲

　　之對篆書、隸書也是非常熟悉的，至于他的行、楷書，我們所能見到的碑帖就說明了一切。書法發展到王羲之可以說達到了盡善盡美的高度，所有的書體都有了，所有的筆法都有了，之后都是在此基礎上的發展。書體是書法美的載體，筆法是書法美的創造(硬件)。傳為王羲之所作的書論，有《題衛夫人(筆陣圖)后》、《書論》、《筆勢論十二章并序》、《用筆賦》、《自論書》、《記自云先生書訣》等六篇。此中除《自論書》一篇一般都肯定出自右軍之外，其余五篇，不少人都認為非右軍所作。但是就整體來看，無論是內容所涉及的深度和廣度，還是文辭所